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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cmsp | 13th Nov 2016 | 国际资讯 | (31 Reads)

華人心理健康報CPHTOct 31, 2016. No. 109國際訊息》

 

對青年高失業率失語,法國政府這次要關心理

 

據【《歐洲時報》1022日訊息】1010日,法國衛生部長圖雷納女士宣佈,將成立國民心理健康委員會,以促使各類機構更好地協作,共同防治心理疾病。這一次,工作的重心,轉向了年輕患者。

在法國,心理疾病(精神分裂、成癮症、抑鬱、偏執)是位列前3的常見病症,每年有超過一萬名患者自殺。也就是說,平均每天自殺的,不少於25人。此外,三分之一的流浪漢,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

人們對由精神疾病引發的自殺、他殺事件早已司空見慣:92日,法國巴黎東郊Vincennes一名29歲、疑有精神病的男子在險將女警割喉時,被後者擊斃;在726日的法國教堂恐襲中,嫌犯Adel. K早在16歲時就行為障礙止學業;法國國慶尼斯恐襲的殺人魔被疑患有抑鬱症;201512月,法國里昂一名33歲、患有精神病的男子將妻子與7歲、3歲、1歲半、6個月的四個孩子接連殺死。

習慣每天在媒體上看到各種壞消息的人們,如果繼續機械地看待這些資料,也許和鏡頭掃過一大片無法區分的人像,沒啥分別:心理疾病患者的痛苦,和其他不幸一樣,難以進入焦點。

不過,法國衛生部長這次下了決心要有所改變,成立了國民心理健康委員會。事實上,此舉與法國新阿基坦(Nouvelle Aquitaine)大區衛生局長蜜雪兒?拉夫薩德(Michel Laforcade)提交的心理健康報告密不可分。

報告表明,法國各機構間存在著缺乏有效協作、診療目標不明確等頑疾。委員會的目標,就是協調不同醫療機構,確保在預防、治療、恢復等不同階段,為患者提供持續連貫的救助。

社會學家、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員阿蘭?埃亨伯格(Alain Ehrenberg)將擔任委員會主席。此外,精神分析、精神病理學領域的專業人士將擔任顧問。

預防:拯救少年的玻璃心

迄今為止,法國大量心理疾病患者遭遇了治療中斷的窘況。這其中,自然有診斷延誤、方法不當等多種多樣的理由。不過,要解決這個難題背後數量龐雜的大小問題,首先得從預防做起,而青、少年人群成為這一階段關注的主要對象:澳大利亞學者Susan M. Sawyer就公開表示,青春期非常關鍵。這個階段甚至可決定終生的心理健康趨向

在法國《世界報》2014年報導的《青少年群像》調查中(調查對象為15235 13-18歲的中學生),9,2 %的青少年匿名透露,曾較頻繁地自殘(用圓規、小刀製造傷痕);高達7,8 % 的孩子嘗試過自殺,3,7 % 甚至試過多次。

16,8 % 女孩坦承,受不同程度的抑鬱情緒困擾;相比之下,男孩的比例要低不少(7 % 。其中,不少人自我評價較低,容易陷入自我懷疑的低落情緒,並因此選擇獨處(74,5 %女孩 57,6 %男孩)。

在這個情緒波動較大的年紀,市井趣味與煙火氣還沒鑽入他們的窗戶縫。家庭和學校構成了學生們全部的社會性習得場所。網路等媒介更是在許多層面上弱化了家庭的影響力:我們的常識、傳統越來越多地來自數字世界,它深刻地影響許多少年少女們的自我認知,強化成熟、與眾不同等優點,排斥愚蠢、平凡等狀態。

不管是中規中矩,還是喜歡搗亂,用自己的方式感知、闡釋周遭環境的孩子們,容易把一些事看得比天大,尚未具備老油條們縫縫補補的生活勁頭。

加強初步監測機制,例如在學校、社區增設心理諮詢崗位,識別、引導情緒不穩定學生,也許是防患於未然的有效做法。

與暴力、毒品、貧窮如影隨形的心理疾病

早在2007年,法國北部加萊地區的青少年健康晴雨錶機構就試圖將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15-25歲年輕人群的心理疾病問題上:據調查,該年齡段人群中,10%經歷過抑鬱階段。相正常人身處抑鬱狀態的年輕人酗酒、吸毒等過激行為的比例較高,與父母的隔閡也更深。

事實上,心理疾病與患者身處的社會、經濟低壓環境密不可分。由於恐襲陰影籠罩下的法國社會經濟形勢不容樂觀,無法報銷、頗為高昂的心理醫生診療費成為很多人心上又一樁沉重的負擔。

例如,在上述提及的抑鬱人群中,僅有十分之一的患者向醫務工作者求助。而且,他們選擇的大多是費用較低的全科醫生,而不是心理醫生。又如,2008年到2009年間,法國電信集團有35名員工因被總裁用恐怖方式脅迫辭職,相繼自殺。很顯然,社會、經濟的壓力直接導致這些人喪失了信心與勇氣,在日復一日的壓抑中,選擇了極端的逃避方法。

住院不如在家治

拉夫薩德的報告中提及患者接受治療的中心應當從醫院向家庭轉移。相比之下,該措施強調了病人家屬在治療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目前正在四個法國城市試行。

開展這一專案將需要醫療、社會救助、住房分配、就業部門的協調:在治療過程中,醫生、護士、心理學家、律師、社會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的干預,缺一不可。

例如,社會工作者負責為患者辦理醫療保險(la Caisse Primaire d’Assurance Maladie)、安置居無定所的患者,並持續追蹤其治療狀況;教育工作者普及心理疾病常識,為因病無法入學的患者提供再教育機會,並給予患者家庭相關指導;就業部門的角色,在於幫助患者重新融入職場,以改善其經濟、人際交往狀況。

使這些部門合作得更緊密、縮減地區間醫療資源差距,則是心理健康委員會要設法達到的目標。

何謂心理健康?世界衛生組織這麼定義:/她具備適應歡樂、棘手生活境況的能力。在無法改變的現狀中,對自己的適應能力仍抱有信心,並有勇氣逐漸去改良這看似不可動搖的環境。他/她能夠擺脫過去的恐懼與傷痕,避免其荼毒眼下的生活,或是妨礙自己形成更寬容的人生觀。更重要的是,他/她能夠在與他人的交往中,感受到快樂

溫情和善意,從來都伴隨著生活該有的冷漠、無情。擺在所有人面前的,是一個標準單一的裁決:要麼一步步邁回到真正的生活,要麼踏上逃避現實、陷入瘋狂的不歸路。在此希望,法國新成立的心理健康委員會,能夠通過切實的措施,消解人們面對心理疾病的習以為常或無地自容,讓痛苦不再荒唐、可鄙。

 

不堪與妻子離異,法國男子在公寓自焚身亡

 

據【《歐洲時報》1018日訊息】一名50歲的男子因不堪與其妻離異,1016日午後在尼姆(NIMES,加爾省)一間公寓裡自焚身亡,他的家人當時在公寓裡。

據加爾省公安局的消息,這名男子因難以忍受與其妻分離而自殺。當時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以及其他家人在公寓裡,但男子並未在家人面前自殺,他躲到一邊自焚。

加爾省消防救災中心(CODIS)指出,這間公寓位於一棟四層小樓房的第三層,公寓完全被燒毀。消防員抵達時發現這名男子已被燒焦的屍體。火災未造成其他受害者。

 

日本國民性讓過勞死陷入無解的閉環

 

據【《日本新華僑報》1018日訊息】這是一個加班已經成狂的國度,這是一個過勞頻繁致死的國度。最近,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了首部《預防過勞死等預防對策白皮書》,匯總了日本企業員工長時間勞動、過勞死統計資料、法律制定背景和相關法令等。

這份白皮書顯示,2015年涉及過度工作的自殺案件已經達到了2159件。據統計,日本平均每月加班時間最長的資訊通信業每月加班時間80小時以上的過勞職工全體的44.4%學術界、服務業列第二,過勞職工40.5%運輸、物流業名列第三,過勞職工38.4%,幾乎沒有行業不加班。

加班,對於不少上班族來說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然而在日本,加班是家常便飯。一直以來,日本人秉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的價值觀,勞動時長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以致被稱為工蜂社畜。他們對於工作的狂熱,給日本經濟帶來飛速發展的同時,也因為過高的身心壓力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過勞死便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誕生的一個特有名詞。

近年來,過勞死已經成為日本嚴重的社會問題,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視。報紙、雜誌、電視臺、電臺等媒體紛紛開闢專題節目對此問題展開大討論,甚至有一些研究日本問題的外國學者還將它作為透視日本的一大視角,從過勞死試分析日本的國民性。

首先,日本的加班文化符合國情需要二戰之後,日本滿目蒼夷、百廢待興,要想重回發達國家行列,日本人必須付出超常的努力。為此,勞動者一直通過超常長時間工作來支撐日本經濟的快速復興與發展。可以說,日本能再次找先進國家俱樂部的位置,靠的不是什麼彎道超車與投機取巧,而是國民一生懸命苦幹。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國民也付出了嚴重透支身心健康的代價。而上世紀90年代經濟泡沫破滅後,日本陷失去的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日本人危機感徒增,很多人認為我們要是不再努力點,日本會更加衰落可是,超出邊際效益的過勞工作導致日本社會效率低下、 創新能力嚴重不足,經濟更加沒有起色,這又促使日本人再加碼工作強度,如此周而復始。

其次,日本加班文化是日本人強集團主義產物。這一國民性註定讓日本人做事講求歸屬感。相比孤軍奮戰來說,他們更傾向于歸屬於某個社會集團,和這個社會集團的成員一同行動。用一個比喻來形容,日本人就像蜜蜂,就個體而言他們或許未必優秀,但是當他們結成一個個群體後,協調默契的配合卻能夠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力量。因此,只要處於頂層的蜂后玩命工作,下面的所有員工就會緊緊跟隨和配合,結果變成了一種不自覺的慣性。在時代不斷發展的背景下,日本很多企業高管也認識到應該讓員工早點回家,由自己承擔更多工作。可是,蜂后們一旦加大自己的工作力度,底下的蜂群也跟著轉得更快,讓過勞問題更加嚴重。

為了解過勞死這個突出的社會問題,日本政府從勞動行政管理和勞動衛生管理角度制定和實施了許多對策和方法。例如,日本厚生勞動省於2002年制定了《防止過重勞動引起健康損害的綜合對策》,並于2006年重新修訂公佈,同時還於2004年發佈《勞動者疲勞蓄積程度自測表》,呼籲勞動者自發判定工作負擔度。

 

然而,因為產過勞死的土壤並未被去除,使得過勞死現象在日本逐年有增無減。或許,只有社會真正形成健康與工作同等重要的觀念,企業高管們能以身作則早點回家,日本的過勞死題才能走出閉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