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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cmsp | 13th Oct 2016 | 心理健康纵横谈 | (18 Reads)

華人心理健康報CPHTSept 30, 2016. No. 108《心理健康縱橫談》

 

26歲時,一場意外的中風改變了我

What I Learned From a Stroke at 26: Make Time to Untangle

 

Jonas Koffler

 

作為一個理想主義的、渴望知識的大學畢業生和志向遠大的作家,我厭倦了從一個辦公室職位跳到另一個。當時是2000年,科技正在蓬勃發展。我也想在數字淘金熱中撈一筆。與我在德克薩斯州奧斯丁的很多朋友一樣,我在想:為什麼不加入互聯網經濟呢?

我看到廣告,應聘了一家拿到風投的教育初創公司的一個職位。除了提供股票期權,這份工作還承諾提供一個創造性發展平臺——除非我傻,否則不可能忽略這一點。面試之後,我愉快地接受了這家公司的工作機會。

在公司的每一天都是充滿色彩的感官體驗——辦公室塗了17種顏色——還有香薰蠟燭、智力遊戲和瑜伽球。每一周我都進入令人興奮的專案,解決問題,開發新技術,最棒的是與一群才華橫溢、聰明敬業的同事互動。

我的抱負越來越大。我迅速獲得提升,在裁員浪潮中存活了下來。數月之後,我發現自己領導著一個研發和市場推廣團隊,成員中有設計師、程式師、製作人、行業專家、銷售人員和撰稿人。

我經常一周工作70個小時——如果趕工期的話,工時會更長。我經常是辦公室第一個到,最後一個走的。但我很高興把自己完全奉獻給工作。

為了趕進度,我把自己投入到一系列自我折磨中,包括喝很多咖啡、用打盹代替真正的睡眠。當時我26歲,覺得自己不可戰勝。我覺得自己可以承受這樣的壓力,所以不理會反復出現的頭疼、視力模糊和疲倦。

2001年夏天的一個上午,我到達辦公室,覺得右眼嗡了一下,雙手出現刺痛麻麻的感覺,我以為這只是早上犯迷糊而已。過了一會兒,在團隊會議上,我站起來講話。一個同事後來跟我說,她看見我嘴歪了,說話吐字不清。

之後我所知道的就是,有人對我說:你中風了。我們必須做個掃描,看看出了什麼問題。你明白嗎?

那時我才20多歲,大腦已經受到了損傷。我無法把自己的想法清楚地表達給醫生或護士。那些話就在那兒,我清楚地看見它們在我腦子裡,但就是無法把它們連成語言。我的手仍有麻刺感。腦部掃描後,我連簽名都困難,因為我不記得怎麼拼寫了。

第二天晚些時候,我出院了。計程車司機問我你去哪兒?我根本想不起來自己住在哪條街。我把出院文件遞給他,上面有我的地址。到家後,我睡了很長時間。

當時我還那麼年輕,從沒想過自己會中風。不過後來得知,中風在年輕人中的發病率在上升。醫生並沒有說勞累過度是我中風的直接原因,但是他說,壓力、過勞或疲憊可能加重了病情。

出院後,我對失去控制感到無助和丟臉。我不可戰勝的光環破碎了。但是我慢慢開始恢復。每天晚上,我練習拼寫長單詞,比如arachnophobia(蜘蛛恐懼症)和Czechoslovakia(捷克斯洛伐克);做複雜的數學題;重新學習遭到破壞的記憶力。我做瑜伽和冥想。我越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大腦,越能獲得滿足感。

多虧同事們的支持,我重返工作崗位,不過不可避免的,我每天瘋狂的衝刺變成了爬行。現在,我抽出時間停歇和思考——結果,我的工作和生活變得更為豐富了。

由於那次中風,我重新設定了自己的職業重心。對每一個新的事業機會——從寫書,到開公司,到給不同的項目提供諮詢——我懂得了設定日程和避免過多承諾的重要性。

我開始擁有自己的日程,並按之行事。我把一切都列入日程:工作承諾、鍛煉、散步、社交聚會,甚至睡眠時間。直到今天,我依然這樣做。現在,我的大腦每天有個重置時間,通常是每天下午四五點鐘。我和妻子一起散步,我呼吸、微笑、冥想,跟陌生人和動物打招呼,寫日記或著畫畫。

到現在,我手上已經有了好幾個公司,而且經常出差,但我依然擠時間從數位世界脫身,投入真正重要的事情:陪伴我愛的人、創新、到大自然中去。至於我的事業,我把它看做一系列有意義項目的疊加,不會讓任何專案太耗費精力或讓人難以承受。

負擔過重是如今的工作方式。我們當中那些雄心勃勃者難免成為拼命三郎,這很危險——我的經歷說明了這一點。但是,如果我們不竭盡全力去追求把我們向前推進的機會,那也很危險。這就是我們在今天的創意經濟中所面臨的動態張力。

如果我們想得到更多,就得付出更多,但我們必須知道在這個過程中,可能需要放棄什麼。雄心勃勃固然好,但我們必須學會傾聽提醒,偶爾後退一步,放緩腳步。我們需要學會如何同時為謀生和生活創造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