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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cmsp | 18th Sep 2016 | 重点资讯 | (20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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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心理健康報CPHTAug 31, 2016. No. 107《重點訊息》

 

潘基文呼籲緬甸和平大會與會各方創建和平與繁榮未來

 

據【聯合國新聞831日訊息】潘基文秘書長今天在內比都出席緬甸聯邦和平大會—21世紀彬龍會議’”Panglong Conference)時發表講話指出,在全世界,人們目睹了當領導人拒絕滿足民主變革的訴求時所出現的悲劇,而緬甸則向世人展示了當領導人傾聽人民的真正心聲、關切和夢想後所可能發生的一切。他表示,聯合國將在緬甸推進改革、和平與穩定的過程中繼續作為真誠夥伴,向緬甸提供支持。

彬龍會議19472月在緬甸撣邦的彬龍鎮召開,由緬甸領導人昂山素季的父親昂山將軍主持,與會的緬族、撣族、克欽族和欽族領導人簽署《彬龍協議》,同意建立統一的緬甸聯邦,共同脫離英國殖民統治。

緬甸擺脫殖民統治獨立後,民族矛盾並未消除,幾十支少數民族武裝組織長期與中央政分庭抗禮今年4月,昂山素季提議舉行一次類似彬龍會議、旨在實現永久和平的民族大會。831日開幕的此邦和平大會—21彬龍會議’”吸引了包括政府、軍方、少數民族武裝、議會、各政黨、社會組織、觀察員等1600名代表出席會議。在政府確認的21支少數民族武裝中,有17支與會、1支派遣觀察員出席。

潘基文在31日舉行彬龍會議上指出,長期的內戰造成了巨大的生命損失,使幾代人的尊嚴、安寧和正常生活遭到剝奪。很明顯,軍事手段不能解決分歧。

潘基文敦促與會各方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介入和解進程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實現自己的所有目標。反過來,如果要想使和解進程獲得成功,每一方都應有所獲得。這就需要所有方面均展現良好意願,認識到這一和解進程取得成功將符合緬甸所有人民的切身利益,無論其種族、宗教、政治黨派或社會與經濟地位如何。

潘基文指出,任何一個過渡都帶有風險,但拒絕踏上過渡征途則會招致最大的危險。當今世界這種悲劇性的例子比比皆是。

潘基文指出,緬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這是一條充滿希望的道路。潘基文敦促與會各方繼續肩負起自己的責任,特別是為了緬甸的年輕一代,因為他們代表著緬甸美好的未來。為了給他們創建一個更好的明天,所有人應該加倍努力工作,使他們可以在和平與繁榮的環境下實現自己的夢想與訴求。

 

勞工組織報告:全球青年失業率呈上揚趨勢,青年就業者貧困程度令人擔憂

 

據【聯合國新聞824日訊息】勞工組織今天在所發表的《2016年世界就業與社會展望:青年就業趨勢》的報告中預計,2016年全球青年失業率將達到13.1%,並將在2017年全年保持在相同的水準。同時,全球失業青年預計在今年將增加50萬人,達到7100萬人。

報告指出,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計為3.2%,這比去年底估計的數字低了0.4%。一些新興的大宗商品出口國所經歷的衰退超出預期和一些發達國家增長的停滯是導致全球整體增長預測下調的主要原因。報告指出,新興國家青年失業率的上升尤為顯著。

報告指出,令人感到特別憂慮的是,通常是在新興和發展中國家當中,青年就業者處於極度或中等貧困狀態的比例和數量非常之大,37.7%的青年就業者,相當於15600萬人處於極度或中等貧困狀態,而成人就業者的貧困比率則為26%

報告顯示,在全球範圍內,各個地區在青年就業者貧困率方面也存在差距。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比率最高,達到70%,其次是南亞和阿拉伯國家,分別為49% 39%

報告指出,在發達國家,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年輕人正在取代老人,成為面臨貧困風險最高的群體。

報告還指出,青年女性與男性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就業情況也存在差距和不平等現象。2016年,男性青年的勞動力參與率為53.9%,女性僅為37.3%,中間相差16個百分點。

 

聯合國赤貧和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訪問中國:減貧努力需伴隨問責

 

據【聯合國新聞823日訊息】聯合國赤貧和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力浦·奧爾斯頓(Philip Alston823日結束了對中國為期九天的訪問。他在離開北京前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中國在減貧方面已取得巨大進步,但仍需建立有意義的問責機制,以便當權利在與發展相關的活動中遭到侵犯時,這些問責機制能夠為民所用。

聯合國赤貧和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奧爾斯頓訪問期間在北京和雲南省與中央和地方政府、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代表和學界專家進行了會談和交流。

奧爾斯頓表示,中國近年來在減緩赤貧方面的成績,以及在改善社會福利方面實現宏偉目標的成績都是非凡的。他指出,中國的領導層正面對各種巨大挑戰,具體表現包括增長放緩、突出的不平等現象、難以根除的環境退化、以及定義法治過程的艱難。不過,中國建設沒有赤貧的小康社會的決心毋庸置疑。這種政治意願令人刮目相看,而且在當今世界上太過少見。

奧爾斯頓表示,習近平主席承諾在2020年之前消除赤貧,這樣就不會落下任何人。若參照每天2.3美元或每年2800元人民幣的收入標準來定義赤貧,這在實踐中就意味著讓5575萬農村人口脫離赤貧。不過,奧爾斯頓認為,這項挑戰在人權方面的一個重要部分到目前為止一直受到忽視。

奧爾斯頓指出,中國已經批准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並不斷強調其對保障這些權利的承諾。但是要讓這些權利被視為人權而非廣義的發展目標,就需要採取三個必要步驟:第一,以立法或其他形式承認這些權利;第二,創立促進實現這些權利的機構;第三,提供問責機制確保對侵犯行為進行補救。

這些權利大多未在立法中獲得專門的承認,也不存在相關機構將其作為人權加以促進。不過最大的挑戰涉及補救和問責機制,這是人權方針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特別報告員奧爾斯頓指出,近年來已有一些充滿前景的發展,包括《行政訴訟法》的改革和法院系統的變化。與此同時,另一些事態發展則像是一場鉗制運動,旨在系統性地縮小和控制公民對土地權利、工人權利和環境威脅等事務表達不滿的空間。

奧爾斯頓指出,打壓人權律師的行動從20157月開始並通過近期幾次定罪愈演愈烈、向官員請願的體系始終缺乏效率、對抗議採取懲罰性的應對手段、出臺旨在限制非政府組織作用並嚴重限制外國基金會的新法律,這些事態似乎都朝著一個方向發展:縮小公民通過公共辯論影響決策或對被指人權侵犯進行抗爭的可用空間。

奧爾斯頓強調,中國在減貧領域大可感到驕傲。不過,若要有效確保經濟和社會權利義務的落實,在公民參與和政府問責方面就需要採取更為穩健的機制。

特別報告員奧爾斯頓將於20176月向人權理事會提交一份載有完整調查發現和建議的綜合報告。